档案的最后一份材料是一张《解除劳动教养呈请批示表》和附在后面的“表现材料”。“表现材料”已经破损不堪,没有标题,像是留下来的第二页。呈请表上写着,我经过长期教育,已低头认罪,接受改造,政治态度有了转变,对伟大领袖表示热爱和拥护,因此,“拟解除教养,摘掉右派的帽子,回原籍”。这是当时关押我的清河农场管理处劳改二场填写报送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劳改支队批示同意。

  我今天亲眼看到这份材料表格时才知道,原来批准解除我劳教的日期是1969年4月23日。这时我劳动教养已满十一年,但是直到半年后才正式向我宣布这个决定。

  那是1969年10月1日国庆节那天,几百名劳教人员蹲坐在一间礼堂里集会,庆祝新中国成立二十周年。一位军代表宣读名单,包括我在内的一批右派分子被政府“宽大”,解除教养。今天我才明白,选择那一天宣布,大概是为了体现党的劳改政策的伟大成就对阶级敌人的宽宏大量,以烘托节日气氛。而我们这些成天在焦虑中企盼“宽大”的人,却为此多过了半年囚禁的日子。

  宣布的第二天,我们还是三五结伙,就近跑到塘沽街上,美美地吃了一大碗炸酱面,算是对获得自由的庆祝,然后回农场,像往日一样在管教人员的监督下劳动。我们不能离开农场半步,因为我们没有户口迁移证明,没有档案,当时,社会上是不能容纳这样的人的。

  一个月后,听说林彪发布了第一号紧急备战令,命令里包括把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从京、津、沪三大城市中通通清除出去,北京市公安局便开始了紧张的遣送工作。家在京、津、沪的全部送往山西煤矿和河北农村,其他人分别送回原籍。

  11月4日,天还没亮就紧急集合,我们分别坐着农场的卡车和拖拉机到了茶淀车站,然后按不同省份排队。我和北大学生谭天荣等十多个湖南籍的右派劳教分子在寒风中等待南下的火车。四周是一片北方农村的萧瑟冬景,身边只有一个负责押送我们的干部。我们都很茫然,不知道未来等待自己的是什么。

  我们登上了火车,和普通旅客挤在同一节车厢里。但是,我们仍穿着那一身劳改犯的黑色棉袄,面容憔悴、麻木,旅客们一看就知道这是另类人物。

  第二天早晨,火车到达长沙,站台上已站着十多个臂戴红袖章的女民兵,气氛相当紧张。这使我更加明确地领悟到,我们这些人虽然摘掉了帽子,解除了劳教,但仍然是专政对象。我们背着小背包在站台上排队点名后,便被转交给湖南省公安部门。湖南公安厅很快就对我们分别做了处理,没有家的人还是被送往劳改农场,而我的家就在长沙城里,于是让我回家,到街道办事处办理户口转移手续。就这样,我恢复了人身自由,回到社会上来了。这以后的十年,我流落在城市底层,成了一个靠做临时工维持生计的闲散劳动力。我的档案,估计此时转到户口所在地派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