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杜高档案》的出现(1998)

   一   世纪末的奇事

  世纪末不让人宁静。正待送走多难的20世纪,突然发生了一件奇事,又把我推回那不堪回首的岁月。
  1998年,在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上,出现了一部完整的《杜高档案》,被当做文物出卖。
  这部档案是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我个人的政治命运的真实记录。它曾像一个可怖的暗影,紧紧地跟随了我二十四年,目睹了我从一个活泼的青年变成一个衰颓的老人,目睹了我作为一个人的最美好的岁月的毁灭。在四分之一世纪的漫长岁月里,它的威力在于迫使我不再是真实的“我”,而变成一个被政治运动所塑造的“敌人”、“罪人”。
  档案里的第一部分材料,是在1955年5月开始的清算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和肃反运动中收集并制造的有关我的各种材料,以证明我从建国前的十多岁起就是一个“反共分子”,建国后又和胡风集团搞在一起,成为一个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档案里的第二部分材料,是1957年剧协反右运动大批判组编写的一本《小家族集团右派罪行录》,这里的全部材料都证明我是一个思想反动、道德败坏、生活腐朽的资产阶级极右分子。档案里的第三部分材料,则是从1958年4月到1969年11月,整整十一年六个月,我被囚禁在劳改农场实行强制改造的记录。
  对我个人来说,这份档案是神秘又令人恐惧的。二十多年中,它曾像一块巨石压迫着我的心,使我的生命窒息。
  1979年春天,我的错案终于得到平反。在宣布归还给我一个真实的“我”的那一天,同时也宣布了所有运动中的材料均为“不实之词”,行将“付之一炬,化为灰烬”。随着它的死亡,我才开始了新的生命。
  但是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它没有“化为灰烬”,还完整地留在人间,十八年后竟奇迹般地在旧货市场上出现了!一位年轻的学者李辉,以其敏锐的眼光发现了它,并且把它买了下来。
  80年代初,李辉以一本《胡风集团冤案始末》开始了他向中国现代文学的真实状况以及一个个文艺家的人生命运与内心世界的探索和研究。他掌握的资料越充实,接触的人越广泛、视野越宽阔,思考便符合历史的真实,研究也便越深入而富有成果。当他意外地发现了我的这部档案时,他正在写一本有关“二流堂”的专著《依稀碧庐》,档案中的许多材料为他描述吴祖光和“小家族”的历史悲剧提供了最为确切的第一手资料。因此,他十分懂得这份独一无二的个人政治档案的研究价值,怪不得他的朋友们庆祝他“挖到了一座金矿”!
  他从这部档案中翻到了老作家楼适夷大约在1954年为我的问题写给青年剧作家汪明的一封信,信中明确反对用不道德的揭露隐私的手段对一个作家进行了个人攻击。不料第二年,中国就爆发了专以摘录私人通信编织罪名的胡风革命案件,并且在以后的政治运动中这竟成了一种司空见惯的陷害别人的手段。李辉在几十年后读了楼适夷的这封信,感触良多,对其敬佩不已,于是以《楼适夷的信》为题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1998年6月17日的上海《新民晚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