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月31日是京韵大鼓表演艺术家骆玉笙100周年诞辰。我们对她感到亲近熟悉,缘于上世纪80年代电视剧《四世同堂》的主题曲,《重整河山待后生》是老人在古稀之年用中国民间艺术与电视媒介、西洋音乐的一次正面碰撞,她赢得了为她伴奏的30多人的交响乐团的掌声、整个《四世同堂》剧组的钦佩,以及全国观众的喜爱。

骆玉笙(资料图)京韵大鼓小彩舞

《重整河山待后生》的诞生距离现在已经将近30年之久。从那之后,我们就少有看到京韵大鼓乃至鼓曲再现这样的辉煌,再无逆转地淡出了主流观众的视野。鼓曲远离了它所依赖的市民生活土壤和欣赏习惯,还能否继续存活、延续?这是和所有中国传统艺术样式同样面对的问题。

作为一个非京津冀地区长大的小孩儿,最早得窥骆玉笙先生的风采并不是通过她的唱片,也不是看电视剧《四世同堂》听片尾曲《重整山河待后生》——首播时还没我呢——而是通过阅读。

苏叔阳的小说集《婚礼集》中有篇《安娜小姐和杨同志》,讲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崇洋媚外的杨同志和“我”一起接待来京采风的美籍华裔安娜博士,接待过程冲突百出,在安娜快离京的时候,“我”忍不住跟人借来了小彩舞的《剑阁闻铃》和《丑末寅初》的唱片放给安娜听,杨同志在听的过程中睡着了,安娜听后却感慨万分,“祖先的祖国这么好”,说回国后要写篇以大鼓为题的博士论文。小说的对比手法现在看来略失之粗暴,但骆玉笙与《剑阁闻铃》,就和这本书里提到的爆肚儿、糊顶棚、卧佛寺等等一起,构成了我童年时对于北京风物的文化想象。

后来喜欢上听戏,接着由戏曲而曲艺,自然而然犹水之就下。戏曲和曲艺的血脉里跃动着的都是传统文化的节奏,分享着差不多的观众群,也分享着一致的题材和故事。我曾经为“剑阁闻铃”这个故事到底是昆曲还是大鼓表达得更好和人有过争执,觉得二者各有擅场。昆曲的折子戏《闻铃》,借用王国维评价诗词的理论,是“泪眼问花花不语”,所谓有我之境,凄厉悲愤,几度哽咽,不忍卒听。而大鼓的《剑阁闻铃》,尤其是骆老的版本,则是最贴合元白新乐府的表达。鼓槌一敲,整个故事娓娓道来,而精华在“莫不是”、“再不能”的大段排比抒情,虽是悲剧,唱来却神完气足。长生殿的明月、马嵬坡的青草和剑阁的细雨,诸多意象在金声玉振里交织转换,一时间纷至沓来,听者的神经被鼓槌所牵引、拨动,而骆老却是那个“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的讲述人,讲的是时代的传奇,却不尽是个人的悲欢,面上不显,内里却同样有昆曲“和愁人血泪交相迸”的哀戚,故事动人,技艺动听。

传统的戏曲也好,曲艺也罢,都有一种人为的“隔”,程度有所不同。戏曲是以行当来演人物,靠丑角的一两句现哏或者幕后的帮腔来明确红氍里外的界限。曲艺则是由自身的演出形式所决定,它是吟诗的遗存、乐府的翻新,是大传统的风雅揳入小传统的技艺,偶有“大身上”,不过云肩上的绣花,并非缂丝的经纬。

骆老唱《和氏璧》,“只哭得眼眶儿塌陷二目红,只哭得气息奄奄声嘶哑”,固然是卞和怀璧其罪的自怨自艾,但整曲下来,自有为仁人志士伸冤枉的舒心酣畅。这种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的舞台呈现,和大鼓词本身叙事夹带抒情,由他人评说起,一定要交代个故事结果来告终的程式有关(《风雨归舟》、《丑末寅初》这种状景而非叙事的曲目除外),但说书人本身饱经风霜后的散淡与松弛、演唱的元气淋漓无疑更是加分项,让应当变得可能,让可能变得无限。

骆老、阎秋霞先生、小岚云先生,她们这一辈在八十年代的录像,乃至基于这些观看体验去寻访刘宝全先生等的老录音,那种响遏行云却不让你在面上看出他用尽力气的举重若轻,那种“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的讲史风范,塑造了我针对京韵大鼓的审美趣味甚至刻板印象。因而,也不太喜欢当下那些还可以调侃叫一声“大鼓妞儿”的青年演员的演唱,觉得她们过于喜兴和紧张。仿佛不曾经历沧桑岁月稠,虽然“正是江南好风景”,却并非“落花时节又逢君”,无法催动那颗曾经为秋夜风雨、檐前铃声而战栗的心灵。

客居北京八九载,原先基于京派小说建构出来的想象大半落空,听曲听戏倒还算是个现在进行时。记得在苏叔阳那篇小说结尾,“我”得知杨同志出国留学,论文研究对象却是传统小说《玉娇梨》。不管杨同志的动机如何,长期沉潜,化性起伪,小彩舞和章回体的好处她总能窥见一二。同理,如果能进进剧场,听听录音,这门外汉的棒槌,也终究可以洒上通灵的甘露。